形势与政策论文台湾【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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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台湾

内容提要:台湾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有国际背景的国内问题,由于台湾当局的挑衅和港澳的相继回归,台湾问题越来越突出。大陆对台湾挑衅的现有回应模式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一定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应当提出以50年作为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分两阶段解决,第一阶段以政治压力为主,军事威慑和舆论宣传为辅;第二阶段在和平统一的方式不可行的条件下,只能被迫考虑其它方式,但统一不能无限期拖延。

关键:台湾问题 统一 一国两制 军事威慑 两岸关系

作者简介: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台湾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但又是带有复杂的国际背景的国内问题,它与中国的外交战略是有紧密联系的。考虑台湾问题不能不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一最核心的利益相联系,要从整个中国外交战略的角度思考问题。

一 台湾当局挑衅之中藏有险恶用心

应当说,在海峡两岸的对峙中,大陆提出的许多善意的主张没有得到台湾善意的回应,相反,台湾当局却一再打破现状,一再挑起事端,先有李登辉1995年的美国之行,要为台湾当局开拓“外交空间”,1999年7月又有李登辉的特殊两国论,引起两岸关系不断紧张,也使得台湾在向台独方向不断滑行。对台湾当局的这些挑衅,对台湾当局的分离主义的政策和倾向,大陆必须对此给予坚决有力的回击,必须显示大陆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决心。近年来大陆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是很有必要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大陆对李登辉分裂祖国的言论的批判和针对台湾当局的分裂行动进行的军事演习,在世人面前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不惜一切代价的坚强决心,有力地警告了台独分子,打击了台湾当局的嚣张气焰。

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思考,李登辉的故意挑衅要达到什么目的?其实,李登辉近年玩的是一个手法,即老鼠戏猫和踩边线游戏。李登辉每次都是故意挑衅大陆,用一些分裂的言行刺激大陆,他的言行都包含着明显但又很狡猾的内容,可以被解读为明确的台独,但进行解释时又含糊地宣布两岸政策没有改变,让人觉得还是要与大陆进行统一的。前者向前迈一步,是踩危险线,后者是往回缩半步,一反一复,李登辉主导的台湾当局还是把台湾往台独方向拖前了不少。这其中也包含着李登辉的连环套:明里是为了捞选票,为稳住李登辉主导的国民党政权而显示其“勇敢”,用台湾话说是一种政治做秀。李登辉在1995年访问美国是做秀,在1996年的台湾大选中还起了一些作用;现在抛出特殊两国论,也明显是做秀,也是为了2000年的选举。但李登辉的做秀还有更大的阴谋,其一,就是要故意挑衅大陆,激怒大陆民众,刺激大陆,希望大陆在怒火中烧时做出过激的反应,激化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使美国卷入与大陆的冲突,台独分子好从中渔利;其二,就是消耗大陆,拖延大陆解决自己最主要的困难的时间,分散大陆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精力和时间,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受阻,延缓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进程;其三,煽起台湾民众所谓大陆以强欺弱,以大欺小,以武力威胁和逼迫台湾的情绪,引起和加深两岸民意的敌对,破坏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推动台湾民众心绪向台独方向发展。

李登辉和台湾当局根据这样一种赌徒心理在进行冒险和进行危险的游戏,在分裂的路上越走越远。1996年大陆对李登辉的批评和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并没有阻止台湾当局台独倾向的发展,李登辉还照样当选总统,台湾当局领导人还继续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出访,没有任何收敛,并导致1999年特殊两国论的出台;在特殊两国论遭到大陆的批判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后,台湾当局又一再表示决不收回两国论;李登辉还选择在这一时候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表示坚持其两国论。大陆对台湾当局的挑衅的回应起什么作用也还难以估计。

 二 大陆对台方略:成绩显著,但有必要思考新的思路

面对李登辉这些挑衅手法,我们应当思考,作出什么样的回应会更有利祖国的统一的大业?有三点值得提出来进一步思考:

其一是关于台湾当局进行挑衅的方式与大陆回应方式的对应问题。

台湾当局为了造成国际轰动效应,不惜花巨金到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公交活动,以所谓私人身份出访外国,在国外新闻媒体上发表各种分裂祖国的谬论,这些活动产生一定的恶劣的效应,一些对中国怀有图谋的国外势力也对其给予支持和同情;大陆对此则回应以长期的批判文章,并多次进行针对台湾当局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一方面向国际宣示了中国保卫国家统一的坚强决心,但在效果上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用来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对大陆进行攻击以制造国外公众对台湾当局的同情。从大陆的立场来看,这种回应似乎成本高效果太高。

其二是国内建设与反击台湾当局的关系问题。

国家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对大陆来说,只要台湾当局的挑衅还没有走到非要武力的程度,那么大陆的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和繁荣和强大就应当始终是最根本的核心利益。现在我们的各项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国内外所瞩目,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世界前例,但下岗人数增多,国企改革难度大,反***面临如此艰巨任务,经济紧缩,外国投资减少,治理环境污染刻不容缓,哪一个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强根固本的大事。在这样的时刻似乎不宜急于把现代化建设放一边而太过于突出国家统一问题的紧迫性。

其三是大陆回应的现有模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最初的较显著的效果?

我们在指出大陆对台回应模式产生的积极作用时也要看到,大陆对台方略的效果也是有限的,主要表现在台湾当局并不因此而收敛其台独倾向,反而一再对大陆的善意采取挑衅,现在,台湾当局和李登辉抛出的两国论还未了,又有人提出什么“台湾新生论”的观点。可以预料,今后台湾当局的什么登辉们会不断地在分离的路上表现自己的“创造力”,会有各种谬论出笼,使台湾在台独的方向走得更远。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李登辉的个人因素外,更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台湾民意的分裂,不少人对台独倾向或多或少还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即使李登辉下台了,台湾的民意也不一定会出现大的变化。明年新上台的台湾领导人,可能会与李登辉的做法有一此变化。当然,大陆对台湾当局的任何一点新的变化都要给以高度重视,但对此恐怕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新当选的台湾领导人如果能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与大陆恢复谈判,推动两岸统一过程的谈判是最好不过的了。但大陆也要做好另一种准备:如果台湾当局继续拖延,或换种方式与大陆玩老鼠对猫,用各种言论挑衅大陆,但又不采取修宪或全民公投等实际独立的做法,在台独问题上踩边线,大陆是否还按过去的办法对应之?

应当说,大陆回应模式在第一次第二次产生的效果还是很重要的很显著的。但1996年大陆对李登辉的批评和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并没有阻止台湾当局台独倾向的发展,李登辉还照样当选总统,台湾当局领导人还继续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出访,没有任何收敛,并导致1999年特殊两国论的出台;在此谬论出台后,大陆仍以大批判+军事演习回应之,希望借此使其收回两国论,但看来大陆也再次难以达到目标,台湾当局一再表示决不收回两国论。

这里有一个边际效应问题:如果第一次使用这种方式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的话,那么越往后,这种模式的效果就可能会减少,即使投入更大的成本,使其规模更大,但恐怕还是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可以看出,1999年的对应方式就没有1996年对应方式产生的效果好。所以,现在的模式只能偶一为之,一而再,再而三,就得不偿失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它给人的印象只是一种短期的应急的被动反应的因应之策,缺少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通过这种对应模式,要达到一种什么明确的政治目标?在实现国家统一的长期战略目标中,这种模式要起什么作用?通过大批判是要“动员”全国人民,还是批给台湾当局看?军事演习是要起到一种军事威慑的作用,还是使大陆保持随时以军事方式对台湾当局的政治挑衅给予“最后的彻底的打击”的能力?

所以,现在大陆实在有必要反思对台方略。拥有12亿人口的大陆,在国际上是代表整个国家的,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世界的许多事务中都起着重要作用,现在却要被一个象李登辉这样一个地方当局领导人的举动所影响,这与中国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的形象不相称。

其实,对台湾当局的挑衅言论,一定的有份量的正面的批判文章是必要的,但大批判从根本上说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希望他收回特殊两国论恐怕也是对牛弹琴;对李登辉这样的拿台湾人民的福利作赌注的的顽固的分裂分子,保持一定的军事威慑是必要的,但每次都以规模较大军事演习作为回应恐怕也不对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喊打声在大陆逐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大陆也应克制台湾问题上的急躁情绪,现在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并不符合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大陆在与海峡两岸的关系的举动,也应与中国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的形象紧密联系起来,在与台湾当局的周旋中,在处理台湾事务方面,也要树立这样的形象。

三 新思路之一:努力运用外部资源推动和平统一进程

在统一台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中国一定要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基本原则,反对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这首先是指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后决定权在中国,中国在始终坚持和平统一的大原则时不放弃最后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台湾是一个带有复杂的国际背景的特殊的国内问题,对中美两国和亚太局势乃至于世界和平都有重大影响。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正是因为外部势力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台湾事务,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这就产生了两个使用武力的前提:

第一,在国内和平方式的潜力没有用尽之前,决不要轻言“打“字。现在海峡两岸可以说还没有进入到实际进入政治谈判的阶段,台湾当局一再提出所谓双方政治实体的对等谈判等进行政治谈判的前提,为政治谈判设置障碍。

其实,大陆提出的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的主张,其实是包括着和平统一的许多可能性的。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的设想,它在港澳的实施证明这是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而且,一国两制的思想首先运用于港澳但又不局限于港澳模式。一国两制思想还会在实践中产生新的形式,新的模式。所以在台湾统一的问题上,一定要坚持一国两制和一个中国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的思路,但思考问题时思路要更广阔一些。甚至一国三制的设想也是可以考虑的。当然这里的一国三制是指国家形式和国家制度,而不是指根本的社会制度。

第二,在考虑动武之前,一定要最大限度的考虑国际影响。这首先是指大陆最后对台湾动武除了国家主权和内政问题等根本的依据外,还必须考虑最大限度的合理合情。如果台湾当局仅以分裂言论或其他一些小动作挑衅大陆就实施武力解决,恐怕不是最好的方案。

这里值得考虑的就是中东和谈进程的例子。当矛盾的双方在和平谈判上陷于僵局时,外部的善意中立卷入可能会对打破僵局有利。当然,中东和谈与台湾问题有不可比性,就是前者实际上两个国际主体之间的谈判,而台湾问题则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两方的谈判,但两者的共同性是都由于大国的卷入而复杂化。就这一点而言,也许中东和谈进程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一个较长时期来看,台湾海峡两岸政治谈判的前提差得太远,台湾当局不肯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要打破这种僵局如果没有外部的善意中立进行调解恐怕难度太大。

所以,我们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也要使用一切方法,其中既包括运用国内资源,也包括运用外部资源。任何方式,只要有利于和平统一台湾,都是可以采用的,不必太拘泥于某些原则。

同时,要从被动接受外国强加于中国的对台湾问题的消积影响,转变为争取外国对和平统一台湾进程产生有利的积极的影响。应当把台湾问题上的外部因素外部势力和外部影响,以是否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是否有利于台湾和平统一为标准,区分为对华友好的,敌对、恶意和怀有不轨图谋的,中立的和善意的三种;中国也应当以此为标准把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的立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把争取外部介入的主动权完全让给台湾当局,而大陆只是对台湾在国际上的攻势做出被动地反击、拒绝和说“不”。

从美国已经卷入,从台湾当局积极地让那些对台可能有利的势力的卷入的图谋和行动看,我们似乎不应简单地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把所有的外国因素完全加以拒绝(要拒绝也拒绝不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不惧怕外部因素已经深深地卷入台湾问题这种复杂的局势。

现在台湾问题的复杂化是对台湾当局有利,中国作为大国,不妨让它更复杂一些,使这种更复杂化的台湾局势变得不完全对台湾当局有利。

既然台湾问题并不因中国宣布它是一个内政,任何外国不应进行以干涉而使外部因素消失,既然台湾并不遵守这一游戏规则,总想把更多的有利于台湾的外部因素引入其间,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考虑修改一下游戏规则呢?过去我们总因为台湾让外部势力卷入而担心,为什么我们大陆不能改变立场、让那些有利于我们,有利于台湾和平统一的势力卷入而让台湾当局也对此担心呢?大陆作为全中国在国际上的代表,拥有比台湾更多的外部资源,应当有信心在外交战线上压倒台湾所谓“拓展国际空间”的攻势,使外部势力卷入台湾问题的总趋势变得对和平统一台湾有利。

中国应当从拒绝一切外部卷入转变为拒绝一切敌对和恶意的外部卷入,转变为争取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台湾的外部势力的卷入,争取让那些支持台湾的外部势力转变为中立,从反对阻挠和平统一变为支持和平统一。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有过借用外部力量促进国内革命进程、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持国内和平等目标的思想。孙中山曾谋求外国支持来进行反清革命;抗战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曾设想,从中国抗战的民族大义出发,从中国革命的利益出发,从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的立场出发,成立由美国军队,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组成的统一指挥部,由美国将军担任司令官。

在所有影响台湾事务的外部因素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不仅已经干涉了台湾事务,而且卷入很深,是台湾统一的一个关键因素。既然如此,那么中国政府向美国表明中国政府和平统一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并进一步交换有关的观点就是绝对有必要的。

现在人们都看到了美国可能军事卷入的前景。对此,中国政府一方面应继续向美国表示,中国人民将不惜任何代价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任何外国的干涉都必将失败;另一方面,也不要认定美国一定会始终支持台湾当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两面派,一方面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另一方面又压中国承诺不使用武力,同时还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美国是注重自己的利益的国家,支持台湾并不一定是美国最重大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在不同时期也是会有变化的,所以,中国也要以各种方式做美国的工作,试探美国在和平统一台湾问题上有没有可能发挥什么积极的作用,在必要时可以在不牺牲原则的条件下,在某些问题上做让步。中国政府可以向美国表示有条件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只要台湾当局不宣布独立或采取独立的实际措施,只要外国不进一步军事卷入台湾局势,中国可在最近20—30年内不对台湾动武;同时,中国还要向美国表明中国重申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统一台湾的立场,但中国也不可能无限期地拖延统一问题。

克林顿政府近几年来在台湾问题上多次表明三不立场,也表明美国政府并不完全是反对中国政府而支持台湾的。中国对克林顿政府在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坚持三不政策并批判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的立场是欢迎的,这也是中国政府争取改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敌意卷入的一种尝试。

美国是和平统一的关键,但不等于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美两国的立场的协调上来,要开辟新的外部渠道。既然台湾局势事关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东亚不少国家既支持一个中国,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政策,又关注台湾局势的和平解决的前景,不少国家既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又与台湾方面有较多的经济关系,所以,中国也可以邀请一些有意在台湾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政府或有影响的政治家,就和平统一问题做一些穿针引线的工作,可以公开进行,也可以秘密进行。现在有报道说李登辉和台湾当局曾提出联合印日对抗中国,也表明台湾一直在做东亚国家的工作。

我认为,大陆在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上,要充分考虑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如现在大选后印尼的新领导人表示出重视发展中国与印尼关系的意向,中国可以在恢复中印两国关系上采取更积极的立场,最好能恢复到毛泽东--苏加诺时期两国兄弟般的睦邻关系。在与其他周边国家发展关系时,也要有意识地从处理台湾问题统一的角度来思考。对日本也是这样。俄罗斯在中国和平统一问题上的积极作用尤其不能低估。

欧洲也是应当考虑进来的一个因素。中东和谈的成功经验证明,欧洲中立国家从外部善意的参与和平谈判的进程可能对和谈的成功起重要的作用。

 四 新思路之二:大陆对台的最大限度的善意与最低限度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在今后的两岸关系中,大陆应改变对台工作的战略思路,打破那种台当局挑衅-大陆批判+演***-缓和---再挑衅---再批判+演习-再缓和的被动模式,打破台当局以金钱拉拢小国变节承认台湾---大陆与之断交,设法以经济援助使之承认大陆---台湾再拉---大陆再压的被动模式,变成大陆主动的大国模式。要从有理有利有节,合法合理合情,利大陆利台湾利东亚来考虑问题的解决。总的来说是要有时间表,要有明确的政治进程,要有政治军事压力,要考虑祖国统一的根本利益,但也要考虑大陆的现代化建设;以和为上,争取最好前景,但也做好最坏打算,做好两手准备。

大陆应宣布:在新中国建国100年以前以50年为最后期限分两阶段解决台湾统一问题(毛泽东在70年代曾经认为,台湾问题很复杂,没有100年解决不了)。

第一阶段是充分运用一切和平的可能性的阶段,双方在一个中国框架内进行政治谈判,可以讨论各种方案,充分照顾两岸民众的利益和国家统一的大局,大陆也可以主动单方面宣布和平统一的各种措施,采取有利于多数台湾民众利益的措施,可以准备一系列对台湾民众的善意和有利的举措回应台湾当局的挑衅,也可以主动宣布这些善意以对台湾当局形成压力。除公开的谈判外,一定要建立秘密管道;除以官方的正式谈判外,还要有民间的谈判。可以与国民党谈,也可以与民进党和新党谈,可以一党对一党谈,也可以多党对多党谈;应以2024年为此一阶段和平谈判的最后期限。以此同时,大陆还要抓紧时间解决国内紧迫的政治经济问题,努力搞好经济建设,强兵治军,花大力气整治腐败问题,迅速提高中国的科技实力,尽快提高综合国力,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有利的国内环境;

第二阶段从2025年到2049年,在和平谈判的潜力已经用尽而没有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大陆应宣布采用各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其中还包括和平方式,但对台进行封锁包围,另起炉灶成立台湾临时地方政府,考虑利用各种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并在建国100周年前完成中国再统一的伟大事业。

这种模式等于正式启动台湾统一进程,使台湾统一走上不归路,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不管台湾当局是否同意,大陆应当强拉硬拖把台湾推向统一轨道,而不是让台湾当局一步步把台湾拖向独立的道路,同时在第一阶段从现在的军事威慑、舆论批判为主的被动模式变为政治压力为主辅之以军事威慑主动模式。

第一阶段是和平为上,攻心为上,不战为上,双赢为上,是上上策,对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都是仁至义尽,做了大陆应当做的一切;第二阶段表明和平统一不等于不考虑非和平解决办法,不等于统一无限期拖延。虽然这会造成巨大损失,会带来流血牺牲,是下策,但为了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又而不得不为之。

在此同时,大陆还要宣布,台湾当局宣布独立,或操纵民意表决台湾独立,或通过金钱外交使“承认台湾独立”的国家超过一定数目等使台湾独立成为既成事实,使台湾独立走向不归路的任何行动在任何时候均应被视为自动对大陆宣战。

这种模式的主要之点就是以50年为统一进程的最高限度为政治目的,把舆论压力、政治压力与军事威慑结合起来,以政治压力为主体,以宣布启动统一的政治进程作为保持长期的政治压力的方式,以时间作为施加压力的主要手段,离设定的时间期限越近,压力越大,以政治压力台湾当局和台湾民众认真考虑政治统一问题;军事威慑要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正常的和长期的进程联系起来,一定规模的适度的军事演习要常规化例行进行;舆论宣传要以理服人,少批判多讲理,以争取台湾民心为主;新模式是以政治解决和平解决为先,但又不允许无限制拖延。

这样就把球抛到台湾一边,要和要打自行选择,大陆今后不再跟着台湾当局跑,一切以两条大限为界,对台湾的许多小动作和挑衅都不必太理睬。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应有充分的自信心:只要大陆不承认台湾独立,台湾任何时候也不能独立;只要中国不承认台湾独立,任何大国也不能压服中国作出放弃统一台湾的决定;时间的延长虽然充满变数,但这种变化不一定对中国多么不利。台湾统一问题不能无限期拖延,但也实在没有理由太着急,目前也没有走到台湾独立不可逆的程度。

从今后,大陆的工作要把统一台湾问题提上日程,以此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图精励治,为这一伟大目标而奋斗。

第2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台湾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台湾问题更是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我国重大关切的问题之一,台海局势时时刻刻牵动着我国政府的敏感神经,可以说能不能解决好台湾问题不仅关系着国家的领土完整与国防安全,更关乎政府的公信力与政权的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关键:两岸关系;和平统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我国不可让步的原则性问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是中国内战遗留的问题,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台湾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很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外国势力的干涉、阻挠,特别是美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个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 部分,承诺执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却又制定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向台湾大量出售先进的进攻型武器。强化美台军事交往与合作,鼓励台湾分裂势力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阻挠两岸和平统一。对此,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决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阻挠、破坏中国和平统一进程。

近年来,台湾岛内“台独”活动日形嚣张,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投下了阴影。为了实现两岸人民正常往来和国家统一,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措施并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华人的理解和支持。2006年,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胡锦涛***提出“四点建议”,明确指出:坚持“九二共识”,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归宿;深化互利双赢的交流合作,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 2008年年初,台湾政局发生了重要的积极变化,执政长达八年的民进党选举惨败下台,国民党重新执政。国民党深知两岸经贸关系对于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两岸共 同努力下,两岸关系迅速展现出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一年多时间里,两岸两会不但立即恢复了协商,而且签订了九项协议,达成了一项共识,主要都是与两岸经贸议题密切相关的,标志着两岸经贸关系正迎来一个新的重要机遇。

去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巩固与深化的一年。两岸虽然在一些小的议题上争论不断,但大陆展现对台战略新思维和新高度,不仅维系了两岸既有沟通管道,两岸交流合作持续开展,而且使举世瞩目的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成功举行。大陆对台政策取得丰硕成果,不仅在于***总书记提出了有关两岸关系发展的四个“坚定不移”,而且实现了两岸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面。

在四个“坚定不移”的指导下,***总书记在年内会见了三批重要台湾客人。一是“习马会”。2015年11月7日,在全球瞩目下,***与台湾方面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具有里程碑意义。“习马会”强调了“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显示大陆肯定过去7年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为未来两岸关系发展设规立制。二是“习朱会”。5月4日,***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了来大陆出席第10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国民党***朱立伦。这是大陆领导人首次和台湾执政党的党***会面,具有重大意义。三是“习连会”。9月1日,大陆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国民党前***连战率领台湾各界人士参加,受到***总书记的热情接见。

2016年举行台湾“大选”前,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其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两岸现状”,即“维系台海和平及持续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现状”。6月蔡英文访美期间,进一步将“两岸现状”阐释为“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对于“九二共识”,蔡英文的讲法也有所变化,从一开始的“根本不存在”到诬称是“国共共识”到“求同存异”的变化。

两岸关系正处在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总结: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坚定地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尽最大努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我们要牢牢把握持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紧紧抓住广泛团结广大台湾同胞的主线,维护既有的宝贵成果,保持正确方向和前进势头,增强政治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扩大人民往来,推进对话协商,取得各方面新的成就,加强各领域制度化建设,从而夯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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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鹏.两岸和平发展的机制化需求与建构[j].台湾研究集刊,2009,(2).

第3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台湾

摘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民族责任和义务,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些突破。从“炮击金门”到“一国两制”再到“经贸互通”“政治互信”“外交斗争”,中国共产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从内政和外交两方面入手推进台海关系的进一步缓解,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加强与台湾地区的经济交往,并审时度势深化政治互信,文化互通,加强两岸政治互动和交往奠定了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两岸最终实现统一是历史潮流更是民心所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陆地区人民的愿望,更是台湾地区人民实现和平统一绝不改变的方针。

关键词:台湾问题;政治互信;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问题是内战时期的遗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民族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为推进祖国统一,历代领导集体用不同的方式践行“一个中国”的原则,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其中心都是以实现“一个中国”原则为出发点。促进并推动台湾问题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断前进的动力,更是推动政治互信的基础。发展两岸关系,完成统一构想,由浅入深逐步从台湾历史、现行政策、两岸关系构建方面入手逐步了解历史、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进而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一、台湾问题的形成

台湾问题的演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台湾问题本身,台湾问题是内战遗留问题,是大国间相互抗衡的一枚棋子,其牵扯到多方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台湾问题的形成主要是内战结束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在解决台湾问题中又遇到朝鲜战争和美国干预解放台湾而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

1.台湾问题的历史沿革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退败,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及其所属的澎湖列岛归日本所有,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国家无条件投降,在签署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后,于同年10月25日被奴役了50年之久的台湾最终回到祖国怀抱。蒋介石集团在内战中退守台湾,为了最终实现统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大量的战略储备,准备攻打台湾。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延迟了大陆攻打台湾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重心由东南战场迅速转移到东北战场,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暂时放弃解放台湾的主张。

2.影响台湾问题的新因素

影响台湾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外国势力的干预等等。台湾问题原本是中国内政问题,美国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其实质是阻止中国拓展利益维护其自身的大国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和中国的政体不同,美国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两个意识形态之间本身是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导致两个意识形态层面的自身的激战。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利益拓展点在沿海地区,冲出第一岛链是中国的现实目标,美国想要阻止中国在太平洋上获得利益,就必须紧紧抓住台湾问题,使中国利益无法拓宽和延伸,也为自己在太平洋上谋取经济利益做打算。美国的霸权主义思想直接严重的干预中国内政,抑制中国的发展阻碍中国崛起,其真实意图是控制亚太地区防线的需要。

影响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有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还有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虽然二战日本战败,将台湾归还中国,但仍然有一些人勾结“台独势力”企图分裂中国。至此,日本的干预也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症结所在。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日本是岛国其想要向亚洲大陆地区延伸,就必须依靠台湾。日本的对外依赖性很强,台湾作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其战略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日本企图干涉台湾问题,是为日本经济的安全考虑,如果台湾回归中国,中国对日本的制约力必然会加大,这就会造成日本被动的接受中国给日本施加的压力,呈现出国际外交的紧张局势。

台湾问题的形成是受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国内各种势力以其自身利益为由干涉台湾回归祖国,我们不允许“台独”势力的存在,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和个人企图分裂中国。

二、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

台湾问题六十多年一直未得到解决,在这六十多年中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一直致力于解决台湾,在不同历史阶段,采用了不同的战略解决台湾问题。

毛泽东时期,主要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为主,提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做出攻打金门的战略决策,最终攻打金门失利,其事实证明只靠单一陆军作战而无海军、空军的配合无法与美国支持下的台湾抗衡。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在没有建立好足够完整的军队配备下是不可行的。1949年―1955年国内经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内陆地区需要和平安定的内部环境发展经济,为了能够尽快解决台湾问题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1955年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以一个中国为核心的“一目四纲”的对台政策,最终成为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思想渊源。

邓小平时期,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邓小平以实际为原则,以新的语言、新的视野、新的思维、新的境界为导向,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最佳政策选择,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现实路径,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上找到了新的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重大发展。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八项主张”“四点意见”“四不”原则,一脉相承的继承并发扬了“一个中国”的主张,促进两岸和谈,共谋两岸人民福祉,加强两岸经贸往来,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一贯性和坚定性。刚柔并进地应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打击企图分裂中国的“台独”势力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为中国共产党在主张和平,加强中美合作,稳定台海局势,维持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台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进一步解决,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向更高领域迈进,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高瞻远瞩,谋求中国和台湾地区未来的良好发展。

三、解决台湾问题大陆政策的新特点

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以和平发展的态势面临更多的阻碍,但这种阻碍历史证实,已不会太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宋楚瑜一行时指出“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务实举措不会放弃,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奋斗的真诚热情不会减弱,制止‘台独’分裂图谋的坚强意志不会动摇。我们真诚希望台湾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台湾同胞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

首先,缩短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划定在2030―2035年之间,这一时间的确定,是大陆政治经济稳定时期,也是收复台湾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的确定表明不再继续容忍“台独”势力玩阴谋,也表明在解决台湾问题中不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对台湾的一次讲话中,充分突出了时间概念,也在讲话中等同于设定了路线图――突破搁置争议、先经济后政治的思维模式,将解决台湾问题放在一切问题的首位。

其次,充分考虑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曾经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上层的政治需求和利益往来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此次,将台湾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作为关注点,照顾弱势群体,关注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使更多台湾民众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受益作为最终目的,充分扩大了两岸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了民众支持。

最后,向台湾人民表达心声,切入民族情感,促进多交流,多来往。从民族情怀谈起,在理解台湾历史过程中发展两岸关系,增进台、中友好交流,将民族情感融入台湾历史之中,充分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将民族情感作为纽带化解台湾人民同大陆之间的矛盾,鼓励青少年多来往、多交流,使其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感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趋势,以促进两岸互信,增强凝聚力。

四、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建议

过去的六十多年两岸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但总体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当前,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坚持“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前提,也是维持两岸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可靠保证。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建议主要从民族情感、共同打击外部势力,以及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等措施来真诚交流,促进两岸交流互通更顺畅。

1.促进文化互通,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情感推力

要解决台湾问题,首先从民众的情感归宿入手,只有台湾民众的认可,血脉贯通,祖国统一才有希望。增强民族的、和谐的、大众的情感纽带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有效途径。

2.共同打击外部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

打击外部势力的分裂活动,是两岸人民的共同责任。我们不允许任何分裂、敌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允许危及两岸关系健康发展和关系两岸民众切身利益的行为来干扰中国民族大业的发展,实现两岸人民的双赢。

3.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了解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

大陆对台的惠民政策,能够给两岸的发展增添动力,为两岸发展增温,继而争取台湾大多数民意的支持。为争取更多民意支持,祖国能够尽快统一,大陆和台湾签署了有关两岸经济、民生、社会等十二项协议,实现了两岸民生方面的直接对接,使两岸迈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五、结语

随着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深水区,两岸关系的维系将会进入新的领域,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或者是其他领域,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大陆也应尽快完善时间表,落实现有工作,促进交流、沟通和政策的制定,将政策惠及民生等到更多民众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黄丽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政策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4.

[2]齐向东.“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D].济南:山东大学,2001.

[3]李刚.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变化[D].苏州:苏州大学,2007.

[4]朱芳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演进的历史追述与启示[D].武汉:中共湖北省委党校,2013.

[5]薛立波.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新发展研究[D].长沙:湖南科技大学,2012.

[6]任惠兰.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演变[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5.

[7]王在希.论台湾问题与中华复兴[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8]韩春霞.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3.

第4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台湾

摘要: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步步提高,于今年六月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晤也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话题,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中美两个国家,还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作为中美关系谈话中,台湾问题一直是其中的焦点问题,从建国以来,台湾问题的起起伏伏不断影响着两国关系,本篇文章将以讲述这几次起伏的过程和分析这几次起伏的原因切入点分析新中国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关键词: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美三次联合公报《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关系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逃至台湾,为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埋下伏笔。对于想要“重返亚洲”和迫切希望制约苏联的美国来说,台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当蒋介石败退,美国国务远东会议上得出中共的军队将攻占台湾的结论,使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发生的转变。在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声称“美国对台湾没有承当义务”、“美国不会卷入台湾[1]”,1950年1月,杜鲁门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声称:“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之心。”这表明了美国是“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亦无意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亦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2]台湾被美国列为了“不管区”。对于这此美国放弃台湾,有着诸多的原因:第一,代价的考虑,在蒋介石政府即将被打败时,美国其实主要面临就是出不出兵的问题。出兵,就免不了与中共的军队进行正面的冲突和对抗,且长期卷入到中国的内战中,而如果要保证胜利的概率,就要投入大量的军援并且要动用到美国的军队,而这样大量的投资是美国不愿意的,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会见军方代表时表示:“还没有人会认为台湾在战略上重要到如果一旦丧失,真的会打断美国队的防线。所以美国不值得为台湾这么高的代价。”[3]第二,配合新亚洲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在于,争取与除中国外的亚洲国家,特别是要加强日本和菲律宾为首的国家防务,用来抵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的蔓延。美国为了保证想要局势,首先,就不能过多的染指台湾问题,这种行为会造成亚太地区小国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其次,在新中国成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被逐出大陆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大为下跌,如果这是的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话,于美国来说不利。第三,苏联问题,中苏交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对美国的全球化战略有着重大的威胁。艾奇逊也提出国关于分离中苏的看法:“美国应该利用苏联在满洲和新疆因其的中国人民的“领土首付主义”情绪,在这种时候,美国最需要避免的是把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从苏联引向美国,美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一点高姿态。”这些都促使美国“弃台”。

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打破了美国幻想,加之台湾海峡的气候使中共军队不能及时的对台湾进行军事行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七舰队进驻了台湾海峡,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随后“放蒋出笼”、《共同防御条约》,都显示美国对于台湾的重拾。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朝鲜战争爆发后,迫使了美国美国重新对远东战略进行考虑,加之社会主义“铁幕”的出现,促使美国制定了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全球战略。[4]第二点,“不沉的航空母舰”论指出:只要台湾落入中共之手,那么台湾一定会成为苏联海军和空军基地,这显然对美国极为不利。第三点,在朝鲜战争的拖延,使美国进退两难,这促使“放蒋出笼”政策的出台。但实际上这种“放蒋出笼”政策位的不是要蒋介石反攻,而是“以攻为守”,确保台湾。第四点,《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是美国不得不重新规划对于苏联的牵制方式,美国希望台湾与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家一道,成为西太平洋上的防线,《共同防御条约》应运而生。

20世纪70年代,中美破冰。破冰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两极格局的逐渐打破和多极格局的发展;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的失败;中苏分裂;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美国经济的发展出现衰疲。这些都促使着美国不得不放弃之前的政策,于是就有了三个联合公报,分别是: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的《八一七公报》。在上海公报中强调,只有一个中国,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是唯一合法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他国不得干预,要求美国撤走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在《中美建国公报》中,中方要求美国停止出售武器给台湾,美方则希望保持同台湾的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交往。而在《八一七公报》中再次强调了“一个中国”的问题,也就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问题进行相关规定。而在这一时期,台湾就被美国“冷落”了不少,“毁约”、“断交”、“撤军”、在联合国被驱逐。而最大的目的就是想“以台制中,以华制苏”[5]可以说这些公报,特别《八一七公报》就是冷战的产物。但在三个月后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台湾再次被美国拾起,台湾问题逐渐尖锐,接下来的克林顿总统的对台调整政策、李登辉访美和布什总统的“中国威胁论”,美台的关系都一直加强。主要原因如下:一,全球化战略的考虑。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崛起,一方面美国当心中国会迅速的占据亚洲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则是霸权主义的施行者,而中国以反霸权主义为外交的政策;二,“安全因素”的考虑,中国的快速发展使美国感到了恐慌,于是想利用台湾和中国周围对中国进行限制:用日本牵制中国,用台湾牵制中国大陆,用东盟牵制中国南海。三、美国长期的对台投资,使台湾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该体系中得重要组成部分,台湾作为一个很好的市场和亚洲的立足点,使美国爱不释手。

如今的中美关系友好促进的双方的发展,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一支是所有中华民族的心头的一个坎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今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国际地位都是在蒸蒸日上,而台湾问题也会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而步步的到解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始终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有作为的“一中一台”不顺应历史潮流,定会被扼杀,统一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杨福昌,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M].中国青年出版社,74.

[2]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5.

[3]沈骏,主编.当代台湾[M].安徽人民出版社,48.

[4]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5-106.

[5]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8.

第5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台湾

摘要: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步步提高,于今年六月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晤也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话题,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中美两个国家,还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作为中美关系谈话中,台湾问题一直是其中的焦点问题,从建国以来,台湾问题的起起伏伏不断影响着两国关系,本篇文章将以讲述这几次起伏的过程和分析这几次起伏的原因切入点分析新中国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关键词: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美三次联合公报《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关系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逃至台湾,为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埋下伏笔。对于想要“重返亚洲”和迫切希望制约苏联的美国来说,台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当蒋介石败退,美国国务远东会议上得出中共的军队将攻占台湾的结论,使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发生的转变。在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声称“美国对台湾没有承当义务”、“美国不会卷入台湾[1]”,1950年1月,杜鲁门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声称:“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之心。”这表明了美国是“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亦无意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亦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2]台湾被美国列为了“不管区”。对于这此美国放弃台湾,有着诸多的原因:第一,代价的考虑,在蒋介石政府即将被打败时,美国其实主要面临就是出不出兵的问题。出兵,就免不了与中共的军队进行正面的冲突和对抗,且长期卷入到中国的内战中,而如果要保证胜利的概率,就要投入大量的军援并且要动用到美国的军队,而这样大量的投资是美国不愿意的,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会见军方代表时表示:“还没有人会认为台湾在战略上重要到如果一旦丧失,真的会打断美国队的防线。所以美国不值得为台湾这么高的代价。”[3]第二,配合新亚洲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在于,争取与除中国外的亚洲国家,特别是要加强日本和菲律宾为首的国家防务,用来抵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的蔓延。美国为了保证想要局势,首先,就不能过多的染指台湾问题,这种行为会造成亚太地区小国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其次,在新中国成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被逐出大陆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大为下跌,如果这是的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话,于美国来说不利。第三,苏联问题,中苏交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对美国的全球化战略有着重大的威胁。艾奇逊也提出国关于分离中苏的看法:“美国应该利用苏联在满洲和新疆因其的中国人民的“领土首付主义”情绪,在这种时候,美国最需要避免的是把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从苏联引向美国,美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一点高姿态。”这些都促使美国“弃台”。

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打破了美国幻想,加之台湾海峡的气候使中共军队不能及时的对台湾进行军事行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七舰队进驻了台湾海峡,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随后“放蒋出笼”、《共同防御条约》,都显示美国对于台湾的重拾。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朝鲜战争爆发后,迫使了美国美国重新对远东战略进行考虑,加之社会主义“铁幕”的出现,促使美国制定了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全球战略。[4]第二点,“不沉的航空母舰”论指出:只要台湾落入中共之手,那么台湾一定会成为苏联海军和空军基地,这显然对美国极为不利。第三点,在朝鲜战争的拖延,使美国进退两难,这促使“放蒋出笼”政策的出台。但实际上这种“放蒋出笼”政策位的不是要蒋介石反攻,而是“以攻为守”,确保台湾。第四点,《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是美国不得不重新规划对于苏联的牵制方式,美国希望台湾与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家一道,成为西太平洋上的防线,《共同防御条约》应运而生。

20世纪70年代,中美破冰。破冰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两极格局的逐渐打破和多极格局的发展;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的失败;中苏分裂;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美国经济的发展出现衰疲。这些都促使着美国不得不放弃之前的政策,于是就有了三个联合公报,分别是: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的《八一七公报》。在上海公报中强调,只有一个中国,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是唯一合法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他国不得干预,要求美国撤走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在《中美建国公报》中,中方要求美国停止出售武器给台湾,美方则希望保持同台湾的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交往。而在《八一七公报》中再次强调了“一个中国”的问题,也就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问题进行相关规定。而在这一时期,台湾就被美国“冷落”了不少,“毁约”、“断交”、“撤军”、在联合国被驱逐。而最大的目的就是想“以台制中,以华制苏”[5]可以说这些公报,特别《八一七公报》就是冷战的产物。但在三个月后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台湾再次被美国拾起,台湾问题逐渐尖锐,接下来的克林顿总统的对台调整政策、李登辉访美和布什总统的“中国威胁论”,美台的关系都一直加强。主要原因如下:一,全球化战略的考虑。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崛起,一方面美国当心中国会迅速的占据亚洲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则是霸权主义的施行者,而中国以反霸权主义为外交的政策;二,“安全因素”的考虑,中国的快速发展使美国感到了恐慌,于是想利用台湾和中国周围对中国进行限制:用日本牵制中国,用台湾牵制中国大陆,用东盟牵制中国南海。三、美国长期的对台投资,使台湾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该体系中得重要组成部分,台湾作为一个很好的市场和亚洲的立足点,使美国爱不释手。

如今的中美关系友好促进的双方的发展,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一支是所有中华民族的心头的一个坎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今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国际地位都是在蒸蒸日上,而台湾问题也会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而步步的到解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始终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有作为的“一中一台”不顺应历史潮流,定会被扼杀,统一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杨福昌,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M].中国青年出版社,74.

[2]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5.

[3]沈骏,主编.当代台湾[M].安徽人民出版社,48.

[4]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5-106.

[5]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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