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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中国预言
假如《圣经》中对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只字未提的话，似乎很难令人确信它是一部全人类的共同的经典。一九四七年在考古学上发生了一种了不起的大事。一群放羊娃在寻找迷失的羊时发现了一个山洞。当他用石头向洞里扔掷时听到了有陶器破碎的声音。结果走进去发现了七卷古旧的皮卷。这个偶然发现到1948年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有趣的是，这些古卷中竟有一些汉字文物。《以赛亚书》49：12预言：“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中文《圣经》的翻译者们正确地将希伯来原文SINIM译成了秦。最负权威的英文雅各王版《圣经》将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译为“FROMTHE LAND OF SINIM”没有对SINIM进行翻译。若译成中文就是“从秦国来”。 SINIM是希伯来文的音译词，是现代SINOLOGY(汉学)等词的字根。希伯来字母无英文CH，即汉语拼音的Q音，故只得用S代替。英文的CHINA来自法语的CHINA，因中古世纪的文化复兴是法国领头的。法语SIN的发音为SANG，故为了保持拉丁文SINIM的原音，CHINA的法语读音是英语的SHEEN，但英国人对CHINE的读音，自然便成了现代的CHINA。我们上面引证的历史学家们的考证，外国人对中国的称谓都起于建国于公元前221年的秦王朝。而秦王朝的出现，是在以赛亚先知之后五百年之后的事。在以赛亚作先知的时代(公元前720-前681年)，中国正处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56年)，周朝为正宗的中国王室。
当时的秦国仅为数百诸侯国之一，不足以代表中国。而且当时周室已将其都府向东迁移，已不在秦地了。以赛亚若是要指当时的中国，应当说东周或直接说中国才对。中国当时可能已经与西方开始通商。当时的秦地是“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其地位就好比对外开放后的广州一样。以数百诸侯国之一的秦国来代表整个中国之不合适，就好比以今天的“广州”来代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不合适。可是，上帝为什么要感动以赛亚先知从数百诸侯国之中单选出一个秦国呢?据司马迁所著《史记》《秦本纪第五》所载，秦的先祖中有一位名叫大费者，辅大禹平水有功，受帝舜赐妻，“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舜赐姓赢氏。”其后人中有一名叫做“非子”的，“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有人将此事上告于周孝王(公元前908年-前894年)，于是孝王召非子为其牧马及畜，马壮畜多。
孝王大悦，“分土为附庸。”以秦为地，使其续赢氏祀，号曰秦赢。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平王(公元前770-前719年)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可见秦受封于舜，孝王时为周室附庸，直到公元前770年，才得封为诸侯，始称为秦国。襄公在位期间，秦国兴旺，位跻十四大诸侯之列。后经过五百多年的盛衰变迁，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力败六国，成就了秦国一统天下的霸业。这时的秦才能作为中国的代表。简单来说，以赛亚的上帝，在秦国还只是初封诸侯立国之初就似乎已经看到了秦国在今后的五百四十年间，将从数百诸侯国之一，在五百年间不仅不会消亡，而且要一举登上帝国霸主的地位。这个预见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五百年间，当初与秦同存的数百诸侯最终只剩下六个，而这六个诸侯国最终也被秦所灭。如果秦国也在这五百年间消亡了，那么，我们今天在读《圣经》中的这段经文中，可能根本就弄不清，这里的SINIM究竟是指什么。然而，圣经中的上帝不仅看到了秦国的日益强大，而且似乎还看到了它将选用“秦”作为新的帝国国名。而且，世界各国从秦王朝直到如今，也将用秦来称呼中国。我们前面提过，英文中的CHINA，印度人所说的“支那”等，就是明证。
有些现代译本认为这里的SINIM是指SYNEN (ASWAN，阿斯旺)，埃及的一个小城市名。细读研究以赛亚的预言，能够自然地排除这种“现代神学家”们背离圣经本意的“高见”。圣经上(《以赛亚书》49：6)谈到“秦国”之前说：“现在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上帝宣告他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命，并不限于犹太国以及犹太殖民地，如阿斯旺;而是包括整个以色列国之外的外邦人，历来占世界人口比重最大的中国人，也在基督的使命之中。中国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恰好昨天再看创世纪的时候，脑子里也闪出了这样的念头，今天上网一查，果然有这样的说法!这不是上帝的指引是什么呢!)“我们的祖先究竟是谁?”初中教科书的权威教育是，分布在中国的现代人是由生活在4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进化而来。这个说法的理论依据是人类的多地区起源说，认为在欧、亚、非的现代人都是由当地的猿人进化而来。可是现代生物科技的研究不支持这种说法。一项由IBM赞助，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主办的“人类迁徙遗传地理图谱计划”研究表明，人类来自同一祖先，世界上所有的现代人，无论是亚洲人、美洲人、欧洲人，都是由东非直立人进化而来。他们在5万-10万年前，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
从DNA开始，关于人类的研究渐渐超出了文化的层面，人们学习着从自己体内寻找丢失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末，人类学中诞生出一个分支——分子人类学，它自诞生起就显示出惊世骇俗的力量，不仅让“非洲起源说”的面目变得清晰可信，分子人类学家甚至凭借它找到了非洲的亚当和夏娃。1987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瑞贝卡·坎恩破译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的线粒体DNA，发现现代女性的线粒体DNA都来自一位妇女，她大约生活在15万年前的非洲。线粒体存在于细胞质里，是细胞的“能量工厂”，它们包含少量遗传物质——DNA每个人的线粒体都来自母亲，因此线粒体是从母系遗传的角度研究人类进化的重要工具，就像Y染色体是研究父系遗传的工具。随后，分子人类学家再次成功破译了男性遗传密码的Y染色体。通过研究，他们得出结论，现代男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他生活的年代也应该在大约15万年前的东部非洲。“DNA中的遗传密码让亚当、夏娃离开了神话世界，变成了有血有肉的非洲人。那么，在圣经里，谁是中国真正的祖先?根据圣经记载，因人类罪恶滔天，道德非常败坏，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有些人估计是公元前2350年左右)，上帝发动了一次四十天大雨的大洪水，淹没整个地球，只留下挪亚一家人。
挪亚的后裔后来因造巴别塔，被上帝变乱他们的口音，将他们分散，成为各国的祖先(中国历史的第一个朝代-夏朝是在大约公元前21世纪出现，即挪亚洪水之后)。在中国四川居住了约3000年，拥有一千九百万人口的诺苏族有一个传说，有一条船在洪水泛滥，摧毁大地后停在山顶上。造船的人有三个儿子，后来就繁衍全地。这个传说与圣经记载完全相同。最近，一些学者研究认为：三星堆文明属于古犹太文明，中华文明实际上是一种“转载”文明，它的真正源头在中东。来到中国的以色列人主要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中国文明脱胎于红海文明，而古犹太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学者们对夏商周三代做出了初步判断，而且对黄帝的身份也做了推测，她认为雅各的儿子约瑟(Joseph)很可能就是中国的黄帝原形。中国神话或者历史中，黄帝姓“姬”，与“Joseph”第一个字母发音相同。最后一个证据是，黄帝传说生年为111岁，《圣经》记载约瑟在世时间则是110年，1岁之差很可能为虚岁、实岁计算误差。目前在埃及发现的约瑟全身古雕像完全为一黄种人形象，它可以部分解释人种问题。学者们做出“中国文明脱胎于红海文明”的猜想，除了考古证据、风俗信仰等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历史证据。而正是依据这个历史证据，学者们才认为中国人很有可能跟现在的犹太人同源。
1969年沃尔夫在考证完阿富汗与印度的一些古犹太人遗址后就推测在史学上曾经被认为消失了的一批古犹太人很可能去了中国。而另外一些关于萨满教的研究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学者们的假说。萨满教是人类产生文字之前就存在的原始宗教，新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它在东北亚的传播路线与学者们猜想的文明传播通道也暗相符合，特别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是中东文明与美洲之间的惟一“中转地”，并途经东北亚的白令海峡才进入美洲。
所以种种考证，我们都不难发现，《圣经》或多或少都暗指和预言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内容，并且无可否认地阐明了中国未来在全世界的重要地位，当然这一切也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研究和考证。但无论如何，中国是在崛起的大国，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有可能最好的时代。愿上帝赐福这个国度，幸福，平安，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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